防止村官贪腐制度要先行
最近，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北京反馈巡视意见时，其中有一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：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，“小官巨腐”问题严重。随着乡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，农村地区呈现出更大的经济活力，小官、村官腐败事件开始高发。问题由此而出，对于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村级权力机构，我们该怎样去防止村官的贪腐问题？笔者认为，制度建设要先行。
7月21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州市天河区冼村7名班子成员的贪腐案件进行一审开庭审理。这7名村官集体受审，缘于该村2010年初启动城中村改造后，巨额农田征地款去向不明、班子成员贱价出租集体物业获利等问题。其实，今年以来，北京也审结了多起村官腐败案件，其中这些村官所涉及的金额也足够惊人。
除了法院的案子，近年来，村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舆论的关注。从广东东莞市中堂一村村支书陈耀根的7000平方米的豪宅别院，到河南省鲁山县梁洼镇南街村，“最牛村主任圈地60余亩，建造庄园别墅。”
这些村官的“能量”，看似巨大。没有他们办不下来的事，没有他们不敢办的事。而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，缘于监管制度的缺失。被选上的村官，要么是本村的能人，要么是当地的望族。他们的这些能量，要是使用得当，自然能带领村民往发家致富奔小康的大路上走，而一旦他们动起了歪心，干起坏事来也往往能异常“顺利”，因为对于村民来说，几乎没有制约这些村官的手段：单打独斗他们不是这些村官的对手，上访或诉诸法律，往往又被这些村官提前堵了路，怎么办？对普通村民来说，或是忍气呑声，或是以身试法，就如最近河北省泊头市侯落鸭村村民那样，将村霸型的村长打死了事，官民冲突成为个别村里的一种生态。
如何预防这种现象的出现，无外乎三个方面，一是党纪国法的约束，二是选举时的把控，三是村民的制约与弹劾。前两个方面是前提，村民的制约与弹劾则是关键。要让村民对村官起到制约监督作用，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制度，而不是让村民以一己之力来为之。村民大会理应成为村民维权的利器，对村官与村事起到最后的决定作用。这样就能制衡村官权力、平衡各方利益。理顺村民与村官的关系，设计出村民大会与村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，才能为制约村官贪腐找到一条根本的出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