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在40年前还是一个世界最典型的农业大国，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典型的黄土文化，中华文化的根长在“三农”里。当前城市化已经超饱和，已经过分，再强行推行城镇化，中国社会稳定将受到影响。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，而且是农民的灵魂，是他们安于喜怒哀乐不绝望的物质基础。强行使农民离开土地，会让农民连哭的地方都没有，农村就会出事。
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，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。经过30多年的发展，城市化突飞猛进，目前城市人口接近一半。大量的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型，变成了市民。然而城市化的峰期已过，再政策性地加速城市化，弊大于利。勉强满足了土地财政的饥渴，却会牺牲农村的社会稳定。
中国城市化的动力，一是工业化的必然，二是现代化的要求，三是土地财政的依赖。工业化占用土地和消化农村劳动力的能力，随着工业化本身的升级劳动力优势的淡化，已经接近饱和。工业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，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，已经淡化了城乡生活的差别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农村，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已经没有改革开放之初的现代化的意义了，即城镇化已经与现代化基本无关了。如果说当前城镇化还有点动力的话，那就只剩下土地财政的拉力。
土地财政的商业模式，就是政府为了财政创收，利用经济职能设计相应的“发展规划”，低价征地，高价卖地。桌面上的价差纳入财政，桌底下的价差落入官商合营的相关人员腰包。在中国，很难找到一桩没有暗箱操作、没有贪赃枉法的大中型房地产项目。
真正限制调控房地产业的，不是政策的善心，而是商品房供大于求，大量的鬼城出现，房地产的黄金时代终结。然而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，政府财政一半以上来自土地，财政对土地的依赖已经深入骨髓。越是落后的地方，越是如此。因此越是落后的地方，城镇化还有一定的市场，城镇化还会有一定的发展。
然而对社会综合素质相对低的中国农村劳动人口来说，该进城的都进城了，不该进不适宜进城然而生活所迫不得不进城的，都进城打工了，农村剩下的要么是能就地发展的人，要吗是在当地将就混的人。
对城市而言，就业容纳能力早已饱和，现在连高校毕业生就业都非常难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要变为城市人，难于上青天。只能是其中少之又少的一部分。天文数字的农民工，总要回到农村。
土地，就变成了不能进城的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。承包地，是农民最少能吃饱肚子的保证，再苦也能活下去的条件。只要有地，再苦再累也能求生。然而一旦离开土地，苦难来了，一无所有来了，就会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，连哭的地方都没有，连撞头的墙也没有，人心就会绝望。对人这个万物之灵来讲，绝望意味的东西不言自明。
落后地方的城镇化，只有土地财政意义，已经没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意义了。而没有发展意义的城镇化，会强行制造失地农民，而且是离开了土地就吃不饱饭或者没饭吃的那部分农民。他们一旦真正离开土地，尽管可获得一定的收入，但他们手上的收入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只会坐吃山空。因为中国的中小企业是不受待见的，本身是一个水深火热的领域，对于低素质的失地农民而言，要用他们的土地出让金变成资本来生钱，是难以想象的。他们的土地款消费完后，就会变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，形成社会不安定的人群。因此，生拉硬扯的过分城镇化，是在制造社会不安，牺牲稳定来保土地财政。
城镇化不能变成土地财政的理由，生拉硬扯的城镇化难免会造成农民社会的不稳定。农村人口是大多数，不能把农民往绝望里推。
